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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奶源”和“洋品牌”的暴利空间,国内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进口奶粉特供中国市场。例如纽瑞滋奶粉,采用的是新西兰本土奶源,在新西兰当地授权工厂完成生产包装,产品检验合格后,原罐进口到中国,由于目前只在中国内地市场销售,被媒体称为“中国特供奶”。 事实上,“纽瑞滋”并非唯一一个“只针对中国市场”的“洋品牌”。此前“纽之健”、“纽利兹”等都曾陷入真假“洋品牌”的争议中。这些品牌大多有类似的特征:在新西兰注册时间不长,且公司注册人多为华人,并请当地企业代为加工。虽然最后证实“纽之健”的确是原装进口,但因成立时间短、在当地没有太大名气却宣称为“新西兰顶级品牌”等问题仍遭到消费者诟病。 合生元奶粉因一直以“法国合生元”自诩也曾遭受质疑。公开信息显示,虽然法国确实有一家合生元公司,但这是在2008年成立,是在广州合生元的“法国身份”受质疑之后。还有曾一直宣称“美国施恩”并称奶源全进口的施恩奶粉,也被媒体曝光未在美国监管当局注册,公司董事长最后不得不承认:施恩公司、包括施恩品牌完全由华人拥有。 光明乳业也选择了“海外奶源+本土营销”的市场策略,培儿贝瑞就是光明乳业和新西兰信联公司合作的产物,从目前的定价来看,培儿贝瑞每900克定价在410至450元,不仅高于国内同行产品的定价,也高于部分“洋品牌”。 从湖南本土起家的澳优乳业去年3月也宣布并购荷兰老牌乳品企业海普诺凯集团51%的股份,到海外寻找优质奶源。上海一家地产公司鹏欣集团也提出收购新西兰16家奶牛场,欲将奶制品销往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但受阻于当地企业,目前交易仍在进行中。 专家认为,目前国内大部分奶品企业都在全球化经营,对于一个奶粉品牌到底姓“洋”还是姓“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统一认识。例如“多美滋”旗下很多产品也是在进口大包粉之后,在国内加工分装,但又由外资性质的企业进行生产和研发,这样的品牌既可以说是“国产”,又可以说是“洋奶粉”。 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的乳业分析师陈连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以“雀巢”为例,其在瑞士的销量并不大,更多是在全球其他国家进行销售,很难说它是哪个国家的品牌。是以母公司所在地,还是以品牌注册地,或是以产品生产地作为划分标准,业界也没有统一的认识。 一方面是“中”“洋”品牌很难界定,另一方面国内部分奶源质量不高,国产奶粉的认同感比较弱,消费者对国外奶粉相对信任感较强,导致了中国奶企在宣传中会着重强调自己的“洋”身份,而对其他方面有所模糊,这也是我国乳企面临的一个尴尬事实。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明是表示,这些产品在宣传过程中,往往可能因为信息披露不够全面、公开、透明,过分强调其“洋”身份,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误导性。 “洋奶粉”并非“质优”代名词 其实,即便是纯正的“洋奶粉”也并非是“质优”的代名词,近年来“洋奶粉”也爆发了类似雅培“甲虫门”、美赞臣“金属门”和明治“召回门”等众多质量事件。然而消费者对于“洋品牌”出现的品质问题,却出现了“选择性忽视”,即便“洋品牌”也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却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它,这更加值得国内企业深思。 专家指出,对于中国乳企而言,最需要去面对的仍然是养殖水平整体较低、部分奶源品质不达标等质量问题,而不能仅仅依靠傍上“洋”身份。这些奶粉企业如果没有和当地的知名品牌合作,或并未收购当地知名品牌,却宣称“知名”“标杆”“顶级”等说法,就可能涉嫌夸大宣传,情节严重者甚至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一个品牌能否得到消费者的认同,还需要时间的检验,现在的消费者辨别能力也正逐步加强,会去翻品牌的‘家底’。一旦消费者知晓这一品牌更多是国内运营、国外代工,对品牌的认可度也会造成一定程度影响。”曹明是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有专家认为,由于我国奶源不足,且主要用于新鲜奶而不是奶粉,从短期来看,进口奶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加工、市场的缺口,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过度依赖进口奶粉会使国产企业产生短视行为,忽视奶源基地建设,企业根据进口奶粉价格倒推计算生鲜乳收购价格,打压国内生鲜乳价格。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认为,中国的乳制品企业需要潜下心来重建信心体系,同时通过透明化生产过程等手段向国人证明自己的品质。加强奶业发展规划,加大奶牛养殖等基础投入,引导奶农科学养殖、规模养殖,增强抵御奶源风险的能力。同时,引导奶业加强质量控制和产品研发,严格监管,树立品牌形象,推动诚信体系建设,增强高端消费市场竞争力,以加大对进口奶粉的替代力度。(记者魏宗凯陈爱平周琳) (经济参考报 魏宗凯陈爱平周琳)
生命倒计时:一位“工二代”的最后287天追记中信重工能源供应公司经理、党委书记、原工会主席杨奎烈2012年春节期间,杨奎烈(图左者)仍带病到制氧机安装现场指导工作。洛工 这是一个人始终追随着另一个人脚步的故事。 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焦裕禄,一个是杨奎烈。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惊人的巧合: 同是在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工作,同是身患肝癌,同是累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同是“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椽笔写英雄,神交在洛矿。 或许没有人会想到,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剧组在洛阳拍摄时,焦裕禄的扮演者王洛勇会对杨奎烈说这样一句话:“如果提前来看你,焦裕禄我会演得更好。” 而在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工人们眼里,杨奎烈就是活着的“焦裕禄”,“不仅关爱工友,而且为了企业的利益,甘愿做检讨、背处分,换了谁,能这样干?” 从去年5月27日到今年3月9日,在和病魔抗争了287天后,杨奎烈“走了”。 和焦裕禄一样,他留给人们的不仅是无尽的悲伤和怀念,更是一份内涵丰富的精神遗产。 倒计时第287天: 大家都想来医院看望他,他却放出“狠话”,“转告大家,只谈工作、不谈病情。要研究工作的可以来,一见我就掉眼泪的趁早别来。” 在洛阳150医院的医生护士们看来,杨奎烈是他们见过的“最不听话的病人”。 “作为病人,他真是太不安分了!”一位护士私下抱怨说,早上去查房的时候,经常找不见人。 2011年5月27日,杨奎烈生前的第287天。医院的结论很明确:肿瘤已有鸡蛋大小,癌细胞已扩散,肝癌晚期。 一度,医生们埋怨杨奎烈的家属“没有尽到责任”。 “因为肝癌的疼痛感特别强,常人很难忍受。”主治医生马波说,杨奎烈身上的癌细胞扩散得很快,已失去治疗的时机。推算一下,病史有可能达到3年以上,这期间的疼痛感是很明显的。 杨奎烈的妻子马丽杰对此十分委屈:“有好多次发现他特别难受,但他这个人脾气太犟,总是推说吃个止疼片就好了,啥也不和家人说,就一个人撑着。” 自此,生命开始了最后的倒计时,杨奎烈却在抓紧工作。 很快,医生护士们领教了杨奎烈的“拼命”电话不断、把病房当成办公场所、常开小差擅离医院,以至于医院常常要和家属热线联系,准备随时把杨奎烈再“请回”医院。 2012年春节前夕,中信重工氧气供应面临“断炊”。公司紧急决定新上一台800立方米/小时制氧机。但设备制造厂家也要过年,无法派出安装队伍,只能安排一名技术员现场指导。 得知总公司决定组建安装突击队,杨奎烈又在病房里“躺不住”了。 干了30多年能源供应的杨奎烈心里最清楚:没有充足的氧气,热加工就没法开炉,毛坯生产将受到严重影响。 2月2日,除夕,杨奎烈当天下午再次溜出医院,拦了辆出租车赶到了制氧机安装现场。 此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颈椎,造成颈椎骨质疏松,不能随意活动,甚至大声咳嗽一声都有可能造成颈椎断裂,医院为此专门给杨奎烈做了一个连体托架。 “经理来了。”看着明显消瘦又带着连体托架的杨奎烈,突击队队员们一阵阵心酸。 “突击队里也算我一个!”杨奎烈笑着说,“可惜穿不上咱们的工装了。” 就这样,杨奎烈在设备旁当起了“参谋长”,一直和工人们忙到晚上6点多,被闻讯赶来的家属和医生强行拉回医院。 从大年初一到初十,他竟背着家人和医生,先后6次来到能源公司制氧机安装现场。 2月8日中午,制氧机顺利出氧了,工友们第一时间把喜讯传到医院,已经虚弱得抬不起胳膊的杨奎烈喃喃地说:“出氧了,生产有保证了……” 杨奎烈的“玩命”,让中信重工公司领导和工人们十分担心,大家都想去医院看望并劝劝他安心休养,得到的却是杨奎烈放出的“狠话”:“转告大家,只谈工作、不谈病情。要研究工作的可以来,一见我就掉眼泪的趁早别来,我老杨没问题!” 倒计时第6天: 妻子下岗,儿子失业。领导问他“还有什么放不下”?他说“没有任何个人的遗憾了,唯一的遗憾就是再也不能和大家一起干了”! 3月2日,杨奎烈离世前的第6天。 这一天,他的老同学、好领导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再次来到医院探望。 支开了亲朋好友,任沁新轻轻握住他的手问道:“奎烈,你还有什么放不下?” 任沁新心里清楚,杨奎烈的妻子下岗多年,唯一的儿子也因去年回来照顾父亲而失去工作。 此刻,两位挚友双手紧握,四目相凝。 极度虚弱的杨奎烈摇摇头:“我没有任何个人的遗憾了,唯一的遗憾就是再也不能……和大家一起干了!” 话音未落,任沁新哭了,杨奎烈的眼泪也溢出了眼眶。 作为一名“工二代”,杨奎烈对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感情太“特殊”了。尤其是近年来洛矿依靠科技创新闯过转企改制难关,再次走到世界装备制造业的第一梯队,让他感慨万千。 在每次能源供应公司职工动员大会上,当过公司乐队小号手和指挥的他,讲起话来满怀激情:“洛矿是我的生命之根,对她的爱是从根上生出的,渗到骨子里去了。你们要有这种感觉,走在焦裕禄大道上,踏实!” 这里有他和工友们一起拼搏的荣耀:敷设高压电缆1.39万余米,总重近8万公斤,肩膀上留下过一道道被电缆一次次硌破的疤痕;安装设备119台(套),总重17万余公斤,工地临时帐篷里留下过他多少个不眠之夜;102高压间及时投用,全球最大、最先进的18500吨油压机大件合浇顺利完成,留下他多少汗水…… 这里也有他值得回味的童年:杨奎烈的父亲是一名“老洛矿”,作为“一五”期间的重点工程之一,焦裕禄曾带领杨奎烈父亲这样的第一代洛矿人苦干9年,而从小听焦裕禄在洛矿的故事,成了杨奎烈的必修课。 因此,即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在厂区里那条笔直的焦裕禄大道上去走一走、看一看。 妻子马丽杰到现在还记得,1978年退伍归来的杨奎烈成为洛矿一名钳工时,高兴得像个孩子,他说,能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工作,是这辈子最大的光荣。 一干就是34年。 就在父亲生前所在的岗位上,杨奎烈自学成材,成为“土专家”。这期间,他否定过权威专家的方案,为企业节省上千万资金并缩短了“新重机”项目的工期;他也“随机应变”违背过公司制度,只是为了提前修好锅炉车间软化水储罐保温层,根除安全隐患,但事后却主动“写检查、挨处分” 。 即便是这家老国企19个月发不出工资、甚至一度“打白条”的时期,他也不离不弃,始终坚守在岗位上。 杨奎烈兄弟4人,有两人在日本定居,一人在澳大利亚定居。曾多次有到国外定居的机会,但他从未有所动摇,从普通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工会主席一直干到能源供应公司经理、党委书记,整整34年。 有亲戚说:“你这个官没意思,连套房子也没混上。”杨奎烈半开玩笑地拿出3件“宝贝”回应:一顶安全帽,戴上后提醒自己和工人们时刻绷紧安全意识;一台照相机,在巡视时记录隐患以便维修和巡检人员参考;一架望远镜,用来排查肉眼看不清的故障点和“跑冒滴漏”现象。 时至今日,杨奎烈家人仍然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不足5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倒计时第3天: 人们发现,在他的工作日志中,记录着密密麻麻的电话号码和一个个工人的名字。工会主席何淳说:“这里每一个被他记录在本子上的工人,都有一个被杨奎烈帮助的故事,不信你可以打电话试试。” 从3月5日开始,杨奎烈的病情日益加重,时常进入昏迷状态,甚至连话都不能说了。 弥留之际,杨奎烈特地把能源供应公司副经理孙锡峰叫到床前:“我的后事不要麻烦公司,也不能收挽金。” 一直关注杨奎烈事迹的洛阳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冀昌,和中信重工工会主席何淳商议,希望能为洛阳产业工人留下点什么决定封存杨奎烈生前所在的办公室。 在整理杨奎烈遗物时,工会干部们在杨奎烈办公室抽屉里发现了不少空白的体检表。后经证实,这些表格是杨奎烈近年来的体检表,上面除了单位醒目的红色印章和名字一栏填上“杨奎烈”3个字以外,各项检测栏目处一片空白,而这些空白体检表格,就被杨奎烈偷偷放在公司患病职工的体检表的下面。 “他当过14年的工会主席,又是工人出身,所以对工人特别有感情,每次有荣誉,他都让给了一线产业工人。” 中信重工工会主席何淳说,在自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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